鍾醫生是浙江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碩士，在讀書期間有大量的實習，要在浙江各個醫院輪轉，他談到2011年的一晚，他說，「在手術室的更衣室，看到有公安的衣服，就很奇怪，這個更衣室都是內部的，怎麼會有公安的衣服呢？」
「後來我們的手術開始，這一台已經開始了，就是前期準備做好了，那個就來了，就是肝源就來了。一切好像安排得井然有序。」他披露，那個供源的手術可能就在旁邊的房間，「我懷疑是在隔壁的一個手術間。就是我過去的時候，我看到隔壁（房間）有幾個穿外來衣服的人。」
他披露，還有一個角膜（移植手術），就是說眼科在另一個台子也開了一個。通常做眼角膜移植和肝移植「應該不在一起的，但當晚這幾台手術是同時進行的，這樣的安排是很不尋常」。「他等於相當於工廠一樣，都在這一個裡面進行。那就說這個供體有什麼東西（器官），他都可以去用他的不同（器官）……」鍾醫生說。
「我怎麼會事後想到（活摘器官移植）呢？」他說，是因為聽主任鄭樹森說了一個情況。他說，「他（鄭樹森）在開大會的時候，說了一句『現在（供體）就沒有以前那麼多了』，鍾醫生聽後心中咯噔一下，「那當年怎麼就會那麼多呢？我就心裡『哎呀』一下，覺得『哎呀』好像上次（手術）看到的可能是這個事情（活摘器官移植）。」
鍾醫生對活摘器官移植有一定的了解，「因為後來我翻牆了，是知道這個事（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）；在一些零碎的談話當中，我是聽到有這種事情。主要就是我親眼看到的這個事。」他還提到一個最實際的線索，「就是手術量」。鍾醫生說，鄭樹森說器官數量不多的時間大概在2015、2016年，「那時我是研究生輪轉（實習），就是第二輪輪轉。那個時候移植量就已經下來了。」
中共一直拒絕說明供體來源，不過鍾醫生說，「我聽說剛開始，法輪功學員肯定是很大的一部分（器官移植供體）。因為政治犯的話，他一般都是零星的嘛，就是呈集中規模出來的，就沒有別的（政治犯）了。」
2011年的一個深夜，浙江大學附屬醫院的鍾醫生（化名）參加了一台肝移植手術，當晚以及「翻牆」後的所見所聞，令當時還是實習醫生的他從此遠離器官移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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